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箏
  對華師大的一些行政人員來說,童世駿是個挺“煩人”的領導,他常常要改稿子,有時改得讓人絕望。
  一份活動方案送上去請他簽字,開頭一段被他大刀闊斧地改掉,他說:“這些是套話”;一份發展規劃送上去,他在前面後面分別划出一段,“你上面這麼說,下麵這麼說,前後有矛盾”;一份總結報告打上來,他在上面著重打出了幾個問號,“這裡邏輯有點問題啊”。
  有時候,改動細緻到一篇新聞稿里提到的他的發言內容,他打開自己的筆記本,查看自己所記的會議記錄,然後逐句修改;或者是一張照片的尺寸,他對學校宣傳處的老師說:“領導的照片不要放得這麼大。”
  最細微的修改是在一個形容詞上,新聞稿上寫:“某次會議上,黨委書記作了重要講話”,童世駿把“重要”兩字刪掉。第二次,類似的新聞稿又給他審閱,“會上,領導做了重要講話”,他再次把“重要”刪掉,鄭重地對同事表明自己的態度:“華師大領導不做重要講話。”
  星期日:華師大領導不做重要講話,這是什麼意思,你為什麼不喜歡“重要”?
  童世駿:這多沒意思啊,講話麽就講話了,為什麼領導的講話就是重要講話呢?按照官方格式,誰的職務最大,講話就會放在最前面,來凸顯重要性。可很多時候,領導往往在最後做總結髮言,把他的話放在前面,明顯邏輯不通。我說,我們不要學這個,開會的順序是什麼,就照那樣的順序報道,而且誰在發言中說了什麼,報道中最好都有所反映。有些會議,骨幹教師、著名教授、兩院院士都會參加,千萬不能只發領導講話,好像其他人只是陪襯一樣。有的時候新聞稿上只有領導的講話,我就會翻開自己的開會筆記,從上面找出其他人的講話,從中抽取一些來加上。
  星期日:你的同事們能理解你的意圖嗎?
  童世駿:一開始可能不知道,或者是不確定。對校報我有具體的要求,領導的照片要適可而止,放太多我會拉掉。會議的照片用全景就好,不要用領導的特寫。一次兩次這樣修改的時候,我的同事還不太確定,他們會想,書記真的是這樣想的嗎,還是他只是做做樣子而已?他們有點不敢冒險,可能還會拿上把領導講話放在前面,照片放得很大的版面過來,那麼我就很明確地告訴他們,我不要這樣。漸漸的,他們就知道我的要求了。
  星期日:“不做重要講話”的背後,你是怎麼想的?
  童世駿:要怎麼樣做好一份工作,說難很難,但說簡單,其實真的也很簡單。比如說如何做老師吧,以前我們上學時,都碰到過讓我們很佩服、敬仰的老師,也碰到過讓我們沮喪、失望,甚至鄙視的老師。那麼在自己做老師後,別忘記做學生時的視角,努力照著自己喜歡的好老師的樣子做就可以了。做管理工作同樣如此,想一想自己喜歡的領導是怎麼樣的,是否是打官腔的,推卸責任的,不善解人意的……我一直提醒自己,要在書記的職務行為與大學的內在精神之間找到結合點。說得更明確一些,書記有最大的責任是讓學校多一點正氣和活力,少一點俗氣和官氣。如果連學校都那麼俗氣,那麼官氣,那這個國家還有救嗎?
  這樣的改動除了有意識地營造更為平等的工作關係之外,對童世駿本人也是有意義的。
  “我不希望在新聞稿上出現的我是一個總是說套話官話的人。”只要學校新聞報道中會出現描述他的話,他都會親自看過,並做修改。童世駿的發言報告一般都是他自己寫的。他認同這樣一句話:“我所想的我不一定全說,但我說的一定是我所想的。”
  即使是在一些黨務會議上,他也努力說自己的語言:“你振振有詞所講的必須得是你自己相信的內容。”
  前段時間,一位同事坦誠地對他說:“童書記,我們在臺下聽你很努力地用學術的思考或語言來做書記報告,說實話,有的時候聽著有點難過。在你這個角色身份上,大家都在說的許多話,你也說吧,沒關係,我們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  童世駿聽到的時候有點吃驚,他沒想到同事會有這樣的感覺,不過他想了想,說:“我還是不太願意,自己不認同的話硬要說是蠻痛苦的,好在全黨都在反對形式主義、反官僚主義,言不由衷越來越沒有必要了。”
  星期日:官話套話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?
  童世駿:要完全不講官話套話是不大可能的,但一直講,津津樂道地講,非但對不起同事,也太對不起自己了。同樣,如果一份講稿要寫上我的名字,哪怕是最普通的,我也不願是抄來的,是千篇一律的。
  星期日:套話真的那麼嚴重嗎?我們有的時候會覺得,那本身就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,隨便複製粘貼一點話就行,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。
  童世駿:對,可能會覺得那是一個游戲。當然,有一些職務行為,沒有寫上我的名字,我大概也沒有必要像做學術文章一樣來對待它。
  少講甚至不講套話的最重要理由,是尊重別人,尊重同事。到底什麼是尊重呢?最起碼的,是重視大學工作的專業要求。對專業性高的工作所具有的認真的、專業的、精益求精的態度,是我特別想在學校提倡的,這就是“敬”的態度。熱衷於講套話、假話、廢話,其實都是不認真的表現,都是簡單的套過來、複製粘貼而已。如果學校都這麼馬馬虎虎,不認真,那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面就會很糟糕。培育這種認真態度、敬業精神,是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。任何學科的好的訓練,其實都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。比方說哲學,如果只是從內容來講,不同學派觀點很不一樣,如果學哲學只是掌握哲學家們得出的結論,那麼學生往往會不知所措,柏拉圖主義,康德主義……各個主義之間差別太大了。但所有的主義之間有個共同點,哲學家們都是在認真地論證,在思考,追求價值,他們認真的態度都是共同的。如果通過哲學學習,把這點學到了,那就是學到了根本性的東西。
  星期日:所以說,你認真對待自己的態度,是在哲學培訓中學來的?
  童世駿:我的性格其實是很馬虎的,小時候在外婆家裡長大,她說我丟三落四不知道丟了多少東西,光是紅領巾就丟了好多條。我知道自己有馬虎的毛病,當我承擔一定責任後,知道這個毛病影響的不是我個人,而是會對他人有影響,那就會警惕了。在我有了孩子之後,特別是在她們小時候生病的時候,我知道,如果我不認真記住什麼時候該吃藥,該吃多少,那事情就大了,孩子們的命運就在我手上。做父母和做老師一樣,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,因為你要對特別信賴你的人負責。從某種意義上說,其實任何工作都是這樣,如果你馬虎,影響的不僅僅是你自己。認真,它不僅是一個可以避免出差錯的手段,它還是一個可以帶來高質量生活的態度,這個態度本身,有它的內在價值,可以使你成為好一點的人。
  星期日:認真、敬業,是好人?
  童世駿:好壞的問題不同於對錯的問題,它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,是一個人生態度問題,而不是一個行事規則的問題。在現代社會,工作態度說到底是一個生活態度問題。在價值觀或生活態度問題上,人形成一種觀點,養成一種實踐方式,就像學會欣賞一幅畫一樣,看得多了,用心體會了,漸漸地你就認為這幅畫是好的,用不著講多少道理。
  童世駿看重人生態度,對他來說,相對於“對不對”,他更在乎事情做得“戇不戇”。
  他不喜歡讓下屬們覺得對領導說話要低三下四,那是“戇事體”,他不喜歡自己的名字後跟著一些套話,那“很戇”;說言不由衷的話,也“很戇”;說著言不由衷的話去獲得個人利益,那就“更戇”了。
  星期日:你所說的這些“戇事體”,如果做了,有什麼不好的結果?
  童世駿:比如說我說個謊,討好了誰,我得到一些東西,外在看來我是得到了一些榮譽或什麼,但從內在來說,我付出了道德代價。在我獲得外在東西的時候,我內在的東西失去了,榮譽如果沒有內在的東西來支撐的話,那就是虛的。有人靠抄襲文章獲得學術榮譽,那不是很戇嗎:你明知是假的榮譽,它還是榮譽嗎?
  星期日:付出道德代價是什麼意思,它看起來是很玄虛的東西?
  童世駿:說到底,這是“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”的問題。對教育者來說,要把這個問題放到很高的位置上。培養學生,不只是告訴他們知識是什麼,應該怎麼做,這些當然都很重要,是關於知識技能和操作規範、游戲規則的問題,但是讓他們慢慢習慣於成為什麼樣的人更重要。
  在行為的對錯上,我們能教的其實是不多的。大部分人都知道,你不可以抄襲,不可以貪污,不可以幹嘛幹嘛。現在很多宣傳都假定是別人不知道,於是就急著告訴大家這個能做,那個不能做,真的很莫名其妙。這些誰不知道呢?我們要培養的人,是他就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,如果做這些,他會感覺就不是他自己了。這是我們教育要實現的目標。我們要實現這樣的目標,教育者自己也要有這樣的意識,我們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人,但要有向上的意識,要自覺來做有品的事,做不戇的事。
  星期日:培養出這樣的人,有什麼意義呢?
  童世駿:道德問題就像藝術一樣,慢慢學會聽古典音樂,學會欣賞美術作品,人就不一樣了。這並不是像一個公式,說你可以從一個狀態進入另一個狀態,而是一個學習過程,會讓你慢慢變成另一種類型的人。這種類型的人並不是不犯錯誤,而是在犯錯誤的時候,內心的折磨和糾結會特別嚴重,表現在行動上,他會猶豫,不會輕易去做那些事,萬一做了,就會特別痛苦,會想辦法彌補。  (原標題:華師大領導不做“重要”講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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